Friday, January 25, 2013

<上帝是紅色的> 廖亦武


每塊泥巴都是紅色的,在陽光下閃耀,浸透了鮮血。
我這麼寫道。


這是2004年秋天,因為又一次家破人亡,我走投無路,從四川來到雲南。


出了烏雲密布的盆地,好像鍋蓋被揭開。我這隻川耗子,抖抖渾身的灰毛,敞開肚皮曬完幾十天太陽。接著重操舊業,在社會底層廝混,賣藝、訪談和寫作。白天是陽光,夜晚是散發著酒氣的血淚。某個凌晨,我醉得搖搖晃晃,竟失腳從納西族的二樓滾下一樓,臉和肩都摔得稀爛,可腦子還依稀記得,又一段哀傷的故事,就這樣,水一般流失了。



也許我是醉鬼,和其他醉鬼沒啥兩樣;也許我是野狗,和所有野狗沒啥區別。我會吹簫及歌吟,所以時而討人喜;我會乘酒興裝瘋賣傻,所以時而討人嫌。只有上帝曉得,我的神經還是敏感的,對歷史及現狀的記錄還大致準確,且符合人性。


我隨波逐流地活著,離北京和成都,離我的知識分子朋友們越來越遠,如果不是需要投稿,需要掙稿費,不定哪天我連互聯網也告別了。我自然而然地同打工仔、上訪者、流浪人、癮君子、老乞丐、街頭流氓、妓女、騙子打交道,也同跟蹤監視我的便衣交朋友。只要泡在酒裡,按中國民間的規矩,就全是朋友。我對雲南警察的感覺,比對其他省的警察要好,因為他們多多少少混雜了邊陲各小型民族的血統,從不推酒,要喝,就真喝醉。當他們也口齒含混地強調,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如何重要,我就哈哈一笑,再碰一杯。



而其他省的警察,喜歡把別人灌醉,自己在旁邊盯著,耐心等待你突然噴出幾句反動話,或更加過火的「危害國家」的內心機密。


時候終於到了,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繼續沉淪,就派來一位基督徒孫醫生。他沒有任何傳教的行話,直接就說,我在山溝裡行醫十來年,我曉得太多的慘痛故事,老威,你是個作家,你感興趣嗎?


我當然感興趣。我大半生的經歷和激情都消耗在裡面。


於是就相約上路。從雲南麗江轉回昆明,經富民縣和祿勸縣,再沿著山高水低的鄉間公路,朝更深處而去。來到撒營盤鎮,騾馬羊狗豬當街奔馳,揚起陣陣煙塵,我凝望土坎那邊,1940年代的西南神學院遺址,我問,到此為止嗎?


孫醫生搖頭。於是我們繼續深入。


於是長期在山路上跋涉。客車、貨車、麵包車和手扶式拖拉機都乘過。山窮水盡了,就只得走路。翻山越嶺幾個小時,汗流浹背鑽進一半山腰的土屋,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絕。


貧瘠,愚昧,創傷,壓得人喘不過氣。一個婦女被懷疑得了痲瘋病,於是大家一致通過,架柴火燒死她;一個男人突然病倒,於是大家抬起他,翻半天的山,才抵達公路,在路邊攔車去縣城,中途就顛簸死了;還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被槍殺,他卻被幾隻長槍指著,背起自己父親的頭顱,奔走幾天幾夜。山路是紅色的,孩子被父親的血染透了。


雲南被稱為紅土高原。可太陽和泥土更紅呢?還是血更紅?
苦難如此深重而遼闊,人們能夠抓住的,也只有耶穌了。




2005年12月30日下午,我們抵達彝族的則黑鄉,造訪了當地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。老人快失明了,可眼眸透出的那種慈祥的光澤,讓我瞬間想起已去天國的父親。他挺平靜地敘述著往昔的苦難,每次熬過九死一生,都不忘說一聲「感謝主」。


大約一百五十多年前,在英國倫敦成立的中國內地會,派遣十多位牧師,首次登陸中國上海,自此,西方傳教士就源源不絕地抵達,並深入窮鄉僻壤,播種福音。不少人死了,遺骨永不還鄉。信仰就這樣扎下根來,代代相傳。而張應榮的父親,則是傳教士最早的土著追隨者之一,緊接著,這個張氏家庭全部信主,年輕的張應榮還入學20世紀40年代初創辦的中國西南神學院。可正當他從傳教士手中接過衣缽,成為一個合格的神職人員時,改朝換代了。


無神論和毛澤東降臨,鄉村的寧靜秩序被打破,兩百至四百多萬受過教育的鄉村知識分子被殺,被改造,被投進監獄,其中也包括信仰上帝的人們。在我訪問過的雲南山區,一個村落,一個家族,往往從祖父,甚至從曾祖父那代,就跟西方傳教士服侍主了。這中間,歷經獨裁政權的地獄熬煉,如西方的中世紀,信仰只能在地下掙扎。


張應榮夫婦背負血十字,強忍渾身傷痛,爬行在泥濘裡。直到風燭殘年,直到油盡燈滅,唱著「讚美詩」歸西。他們膝下幾代,子子孫孫幾十口,全都受洗歸主──這在雲南山區,是極普遍的家族發展史,而信仰的源頭,卻無一例外地要追溯到某個西方傳教士那兒。他來自英國、德國或法國?美國或加拿大?澳大利亞或紐西蘭?對雲南鄉民們來說,已經不重要,重要的是通過他,萬里迢迢的福音抵達這兒,並且演化為一部部中國人的家族信仰史。


而今,不願與無神論中共妥協的基督教和天主教,在這兒依然違法。但十字架已經在地面發光,信主的中國人,據說已超過七千萬。


八十多歲的張應榮長老,九十多歲的袁相忱牧師,都在接受我的拜訪之後不久,去了天國。還有早就在天國的張潤恩牧師、張剛毅神父、王志明牧師(作為20世紀全球十大殉道者之一,他的塑像屹立在英國皇家西敏寺大教堂正門上方)。在我寫過的三百多個底層人物中,已經有不少去了天國。生命和歷史在流逝中,可星星點點的記錄卻經過我的手留存下來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一再鼓動我「與亡靈共舞」,我「共舞」過了,但舞得非常悲傷,非常孤獨,甚至非常絕望。唯有這些宗教前輩的永恆靈光,讓我偶爾翻湧的底層酒徒的自殺衝動得以緩解。


十字架能讓人平靜嗎?它與佛教、道教一樣,能讓人逆來順受嗎?許多城市的基督徒都引用《聖經》中「馴服掌權者」的掌故,來為自己面對強權的懦弱或恐懼開解。「該不該為劊子手禱告」的論爭,也在國內知識分子群體中此起彼伏。我曾順便請教至今健在的百歲修女張印仙,老人家氣得喊叫:「為他們禱告嗎?絕對不!」我問為啥不,老人跳起腳來:「他們霸占了我們的教產,在舊社會,這天主堂圍牆外面,包括大理中學,包括人民路的半條街,全是屬於天主教的,可他們直到今天也不還!我早該閉眼了,可我就是不閉眼!教產不全部歸還,我就是不閉眼!」


憤怒支撐著這個修女,憤怒也使人長壽,這真是對傳統養生之道的反諷。當文革結束,中共的宗教政策剛剛恢復時,已過古稀之年的張修女,竟背著奄奄一息的九旬前輩李修女去政府大門口「討說法」,禁食請願達二十八天,引起社會轟動,終於索回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天主堂。


崎嶇山路中的上帝是紅色的。在高寒的雲南。在人們醉酒之後。在大難不死的狂喜之後。在陽光如金色的山羊,蹦跳在山巔之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