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上帝是紅色的> 廖亦武

每塊泥巴都是紅色的，在陽光下閃耀，浸透了鮮血。
我這麼寫道。


這是2004年秋天，因為又一次家破人亡，我走投無路，從四川來到雲南。


出了烏雲密布的盆地，好像鍋蓋被揭開。我這隻川耗子，抖抖渾身的灰毛，敞開肚皮曬完幾十天太陽。接著重操舊業，在社會底層廝混，賣藝、訪談和寫作。白天是陽光，夜晚是散發著酒氣的血淚。某個凌晨，我醉得搖搖晃晃，竟失腳從納西族的二樓滾下一樓，臉和肩都摔得稀爛，可腦子還依稀記得，又一段哀傷的故事，就這樣，水一般流失了。



也許我是醉鬼，和其他醉鬼沒啥兩樣；也許我是野狗，和所有野狗沒啥區別。我會吹簫及歌吟，所以時而討人喜；我會乘酒興裝瘋賣傻，所以時而討人嫌。只有上帝曉得，我的神經還是敏感的，對歷史及現狀的記錄還大致準確，且符合人性。


我隨波逐流地活著，離北京和成都，離我的知識分子朋友們越來越遠，如果不是需要投稿，需要掙稿費，不定哪天我連互聯網也告別了。我自然而然地同打工仔、上訪者、流浪人、癮君子、老乞丐、街頭流氓、妓女、騙子打交道，也同跟蹤監視我的便衣交朋友。只要泡在酒裡，按中國民間的規矩，就全是朋友。我對雲南警察的感覺，比對其他省的警察要好，因為他們多多少少混雜了邊陲各小型民族的血統，從不推酒，要喝，就真喝醉。當他們也口齒含混地強調，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如何重要，我就哈哈一笑，再碰一杯。



而其他省的警察，喜歡把別人灌醉，自己在旁邊盯著，耐心等待你突然噴出幾句反動話，或更加過火的「危害國家」的內心機密。


時候終於到了，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繼續沉淪，就派來一位基督徒孫醫生。他沒有任何傳教的行話，直接就說，我在山溝裡行醫十來年，我曉得太多的慘痛故事，老威，你是個作家，你感興趣嗎？


我當然感興趣。我大半生的經歷和激情都消耗在裡面。


於是就相約上路。從雲南麗江轉回昆明，經富民縣和祿勸縣，再沿著山高水低的鄉間公路，朝更深處而去。來到撒營盤鎮，騾馬羊狗豬當街奔馳，揚起陣陣煙塵，我凝望土坎那邊，1940年代的西南神學院遺址，我問，到此為止嗎？


孫醫生搖頭。於是我們繼續深入。


於是長期在山路上跋涉。客車、貨車、麵包車和手扶式拖拉機都乘過。山窮水盡了，就只得走路。翻山越嶺幾個小時，汗流浹背鑽進一半山腰的土屋，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絕。


貧瘠，愚昧，創傷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一個婦女被懷疑得了痲瘋病，於是大家一致通過，架柴火燒死她；一個男人突然病倒，於是大家抬起他，翻半天的山，才抵達公路，在路邊攔車去縣城，中途就顛簸死了；還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被槍殺，他卻被幾隻長槍指著，背起自己父親的頭顱，奔走幾天幾夜。山路是紅色的，孩子被父親的血染透了。


雲南被稱為紅土高原。可太陽和泥土更紅呢？還是血更紅？
苦難如此深重而遼闊，人們能夠抓住的，也只有耶穌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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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12月30日下午，我們抵達彝族的則黑鄉，造訪了當地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。老人快失明了，可眼眸透出的那種慈祥的光澤，讓我瞬間想起已去天國的父親。他挺平靜地敘述著往昔的苦難，每次熬過九死一生，都不忘說一聲「感謝主」。


大約一百五十多年前，在英國倫敦成立的中國內地會，派遣十多位牧師，首次登陸中國上海，自此，西方傳教士就源源不絕地抵達，並深入窮鄉僻壤，播種福音。不少人死了，遺骨永不還鄉。信仰就這樣扎下根來，代代相傳。而張應榮的父親，則是傳教士最早的土著追隨者之一，緊接著，這個張氏家庭全部信主，年輕的張應榮還入學20世紀40年代初創辦的中國西南神學院。可正當他從傳教士手中接過衣缽，成為一個合格的神職人員時，改朝換代了。


無神論和毛澤東降臨，鄉村的寧靜秩序被打破，兩百至四百多萬受過教育的鄉村知識分子被殺，被改造，被投進監獄，其中也包括信仰上帝的人們。在我訪問過的雲南山區，一個村落，一個家族，往往從祖父，甚至從曾祖父那代，就跟西方傳教士服侍主了。這中間，歷經獨裁政權的地獄熬煉，如西方的中世紀，信仰只能在地下掙扎。


張應榮夫婦背負血十字，強忍渾身傷痛，爬行在泥濘裡。直到風燭殘年，直到油盡燈滅，唱著「讚美詩」歸西。他們膝下幾代，子子孫孫幾十口，全都受洗歸主──這在雲南山區，是極普遍的家族發展史，而信仰的源頭，卻無一例外地要追溯到某個西方傳教士那兒。他來自英國、德國或法國？美國或加拿大？澳大利亞或紐西蘭？對雲南鄉民們來說，已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通過他，萬里迢迢的福音抵達這兒，並且演化為一部部中國人的家族信仰史。


而今，不願與無神論中共妥協的基督教和天主教，在這兒依然違法。但十字架已經在地面發光，信主的中國人，據說已超過七千萬。


八十多歲的張應榮長老，九十多歲的袁相忱牧師，都在接受我的拜訪之後不久，去了天國。還有早就在天國的張潤恩牧師、張剛毅神父、王志明牧師（作為20世紀全球十大殉道者之一，他的塑像屹立在英國皇家西敏寺大教堂正門上方）。在我寫過的三百多個底層人物中，已經有不少去了天國。生命和歷史在流逝中，可星星點點的記錄卻經過我的手留存下來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一再鼓動我「與亡靈共舞」，我「共舞」過了，但舞得非常悲傷，非常孤獨，甚至非常絕望。唯有這些宗教前輩的永恆靈光，讓我偶爾翻湧的底層酒徒的自殺衝動得以緩解。


十字架能讓人平靜嗎？它與佛教、道教一樣，能讓人逆來順受嗎？許多城市的基督徒都引用《聖經》中「馴服掌權者」的掌故，來為自己面對強權的懦弱或恐懼開解。「該不該為劊子手禱告」的論爭，也在國內知識分子群體中此起彼伏。我曾順便請教至今健在的百歲修女張印仙，老人家氣得喊叫：「為他們禱告嗎？絕對不！」我問為啥不，老人跳起腳來：「他們霸占了我們的教產，在舊社會，這天主堂圍牆外面，包括大理中學，包括人民路的半條街，全是屬於天主教的，可他們直到今天也不還！我早該閉眼了，可我就是不閉眼！教產不全部歸還，我就是不閉眼！」


憤怒支撐著這個修女，憤怒也使人長壽，這真是對傳統養生之道的反諷。當文革結束，中共的宗教政策剛剛恢復時，已過古稀之年的張修女，竟背著奄奄一息的九旬前輩李修女去政府大門口「討說法」，禁食請願達二十八天，引起社會轟動，終於索回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天主堂。


崎嶇山路中的上帝是紅色的。在高寒的雲南。在人們醉酒之後。在大難不死的狂喜之後。在陽光如金色的山羊，蹦跳在山巔之後。